【编者按】
长征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伟大远征，保存了革命力量，实现了战略转移，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。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，本版刊登相关文章，敬请关注。
长征中的统战工作，常被纳入政治动员或军事策略的范畴。红军在极端困难的转战途中，面对的不只是敌军的围追堵截，还有沿途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和不同人群的各自诉求。如何对待那些既非工农群众、又非死硬敌人的中间人物，考验着红军政治工作的分寸感与决断力。
长征时期，周素园、薄复礼、张振汉三人，恰好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统战对象：旧式知识分子、西方传教士、被俘高级将领。对他们各自的处理方式，体现了长征时期统战政策的灵活运用。
周素园：从统战对象到自觉同路者
1936年2月，红二、红六军团攻占毕节，战士在“打土豪”的过程中，发现一座宅院内藏有大量马列著作，且多处留有细密批注。宅院主人周素园，前清贡生出身，早年追随孙中山，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，在西南军政界积累了深厚人脉。他在1925年退隐归乡后闭门读书十年，读的正是被他批注得密密麻麻的马列著作。贺龙、王震、萧克登门拜访，交谈后发现此人虽身居高宅大院，却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系统的理解。周素园直言，他相信马克思主义，认为共产党和红军实践的就是这套理论。
对于这样一个旧政府人员，红军指挥员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名义，委任周素园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。这一任命的周全之处在于，周素园的名望和人脉是红军自身不具备的政治资源。周素园随即利用这些资源致函龙云、孙渡等滇军将领，劝他们不与红军为敌。孙渡在威宁、昭通一线按兵不动，固然有保存实力的自身考虑，但周素园的函件确实起到了缓冲作用，使红军得以集中力量应对正面之敌。
红军撤离毕节时，考虑到周素园体弱多病，为了他的人身安全，贺龙等人建议他去香港治病，继续发挥统战作用。但周素园拒绝离队，表示宁死也要随红军行动。此时他的身份已经转化，他不再是统战对象，而是队伍中自觉的一员。此后他以57岁病弱之躯随军渡过金沙江，翻越四座雪山，穿越草地，走完了长征全程。毛泽东到陕北后致信称其为“奋斗的人”，高度评价他的政治立场和意志品质。
薄复礼：非敌非友状态下的道义感召
1934年10月，红六军团在贵州旧州附近扣留了瑞士传教士薄复礼夫妇。最初认为他们是“帝国主义间谍”而加以扣押，期望教会出资赎取，换取红军紧缺的药品和经费。在具体接触过程中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红军在旧州教堂发现一张法文贵州地图，军中无人能够译读。萧克得知薄复礼通晓法语，请他协助翻译。薄复礼口译，萧克笔录，连夜将地名逐一标注为中文。这张地图此后成为红六军团在贵州转战的重要凭借，一个被扣押的传教士，凭借语言能力为红军提供了实际帮助，这种互助关系逐渐改变了双方最初的敌意态度。
薄复礼随红六军团行军18个月，虽处于看管状态，但所受待遇颇为特殊。红军为他单独提供加糖米粥，设法购买鸡鸭鱼肉和水果，甚至弄来炼乳罐头。薄复礼生病时战士用担架抬着他走，鞋子坏了有人找来橡胶雨鞋。这些举动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条件下成本不可谓不高，许多战士光脚走路，却为一个被扣押的传教士提供了超出常规的照顾。薄复礼则回报以编织毛袜手套。日常层面的互助与照应，逐步消解了“俘虏”关系的对抗性质。
1936年4月，红军在云南富民释放薄复礼，萧克、王震设宴送行，赠予十块银圆作路费。王震叮嘱他，面对新闻界时应当记住，双方是朋友。薄复礼返回英国后撰写的回忆录《神灵之手》于1936年底出版，比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早一年问世。
张振汉：战场敌对关系中的专业尊重
1935年6月，红二、红六军团在湖北忠堡伏击国民党第四十一师，俘获中将师长张振汉。此前“左”倾路线曾处决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张辉瓒，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仅关闭了后续沟通的可能性，也加剧了敌军顽抗的心理。长征时期，红军对待俘虏将领的政策已有明显调整，但调整到何种程度，仍取决于前线指挥员的现场判断。
贺龙会见张振汉，以“放下武器即可化敌为友”的原则表明态度，随即安排卫生部为其治伤。接下来，贺龙提出了超出常规的举措，请张振汉到红军学校担任战术教员。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，转而教授红军指挥员军事课程，这在当时需要相当的魄力。萧克、王震等高级将领以学员身份听张振汉讲授炮兵和战术知识。这既是对专业能力的尊重，也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，红军在军事学习问题上持务实态度，不以立场取人。
长征途中，张振汉享受军团级干部待遇，配有坐骑和勤务人员。翻越玉龙雪山时坐骑失蹄，张振汉跌入深雪，红军指战员手拉手结成链条将其救出。张振汉后来说：“我在红军队伍里看到的和听到的，跟国民党宣传的完全是两回事。”
长征中的统战工作之所以成效显著，并非因为政策条文完善，而是因为执行者在具体情境中作出了恰当判断。这种根据现场判断和共同经历的统战实践，为当前统战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。
俞继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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